“功能手机”的回归敲响了技术异化的警钟

文/毕研韬

       据英国媒体报道，为对抗社交媒体成瘾和性勒索威胁，Z 世代正在推动“功能手机”（即“傻瓜手机”）的复兴。这种复古手机只具备基本的通信功能，如打电话、发短信，我国也称之为“老人手机”。在西方，Z时代通常指在1997年至2012年间出生的一代人。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乔纳森·海特说，智能手机在世界各地的年轻人中引发了焦虑和抑郁。因为害怕智能手机鼓励人们花太多时间上网，Z世代年轻人越来越排斥可以上网和使用应用程序（APP）的智能手机。这一时尚被称为追求“数字最小主义”，导致2023年美国功能机销量高达280万部。

       ICT（信息与传播技术）的发展是把双刃剑，在加速信息与知识传播、方便交流与合作的同时，也带了信息安全、隐私泄露、数字鸿沟、网络成瘾、社交隔离、信息超载等问题。前谷歌设计伦理学家特里斯坦•哈里斯曾把智能手机比作“老虎机”，因为产品开发的一大原则是“劫持”用户，让消费者在无意识中上瘾。2019年，哈里斯在美国参议院听证会上呼吁，通过大规模对用户行为进行干预而榨取注意力和数据的商业模式必须改变。

       资本逻辑驱动的技术发展是追求利益最大化，但从人类角度，技术发展应以人为本、造福全人类，而不是帮助极少部分人操纵和剥削大多数人。从技术批判主义视角，“功能机”的回归是对技术异化的觉醒和反抗。难能可贵的是，是Z时代的年轻人率先吹响了反对技术异化的号角。

       哈里斯认为，要意识到对电子产品上瘾不是个人控制力强弱的问题，而是科技产品的刻意设计导致的。他警示道:“科技的演进不是随机的，是朝着一个特定的方向，因为科技公司正在竞相争夺我们的注意力”。因此，以一己之力反抗科技公司是徒劳的；科技企业应对此承担主要责任。

      问题是，资本的逐利本性决定了科技企业会全力开发更“高端”、更复杂、更昂贵的产品以持续增加其利润。与此同时，逐利本性和经济实力激发了其强大的游说、规训、营销能力。社会如何才能阻止企业“作恶”？一代人“数字排毒”的自发行为是极其微弱的，而单纯依赖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是天真的。

       人与技术和谐共生是现代生态文明的重要内涵，为此需要从制度、法律、伦理、文化、社会、教育等方面共同发力。大力普及技术伦理概念，使之成为全社会监督科技发展的重要框架，是新闻媒体与专家学者的共同责任。为达此目的，我国古代的“以道驭技”思想值得深入挖掘和普及。

       人与资本、技术之间的关系是对立统一的。我们反对技术异化、弘扬技术伦理，并非反对企业逐利，而是希望企业兼顾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真正造福人民、造福人类。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老人们因没有智能手机而出行不便，今天电视机的复杂操作让老人们“望机兴叹”。我以为，在产品开发时体现尊老爱幼传统便是技术向善的最好证明。

       毕研韬系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