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研韬，一位清醒的中国传播学教授（中英双语）

作者：万佳葆

       原载：《亚洲焦点》 发表时间：2024年1月31日

       中国国际传播的底层逻辑是什么？哪些因素塑造了中国国际传播的理念与模式？这是国际社会颇感兴趣的一个话题。从系统论看，任何现象都是若干因素以集群方式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说，要理解中国国际传播的动力机制，就需要从多元视角加以细致考察。今天，我们来剖析一位优秀的中国国际传播学者，以他为样本来观察和理解中国对外传播的现状，并预测中国国际传播的未来走向。

        现供职于中国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的毕研韬教授，是当今中国国际传播学界一位清醒的思考者、一位勇毅的先行者。他在其微博上称：“老毕试图在语言学、符号学、心理学、传播学、人类学、社会学、和平学、系统论等学理基础上，将国传与国关融为一体”。我的理解是，他试图从国际关系学科吸取营养，来进一步发展他的国际传播理论。这个思路无疑是明智的。梳理其著述，剖析其洞见，分析其实践，就不难看出他具有明确的学术使命意识。

两度负笈欧洲，主动跨越学科藩篱

       20世纪60年代中叶，毕研韬出生在山东省新泰县的乡下，父母都是地道的农民。在新泰，他读书、成长，直到上大学。对家乡，他怀有深厚的感情。他写过一篇朴质的散文，名曰“追忆电站联中”，回忆他的初中母校，情真意切，颇为感人，从中我们也能一窥他的成长环境。他的家乡毗邻孔孟之乡曲阜，世代蒙受儒家文化的熏陶。这是哺育毕教授思想、人格与追求的地理人文环境。

       上大学时，他读的是英国语言文学专业，这让他初步具备了跨文化交流的素养。大学毕业后，他先在家乡泰安的两所高校教书。之后他毅然辞职到了北京某国驻华使领馆短暂工作，这是毕教授走出山东家乡的第一步。从北京辞职后，他选择负笈英伦，转行攻读国际传播与媒体。从此他进入传播学界并痴迷至今。在英国期间，他广泛涉猎，周游英伦，收获满满，完成了向传播学者的蜕变。回国工作三年后，他再度赴欧学习，这次他研读的是中国政治传播。从爱尔兰远观中国，这让他眼界大开。

引领战略传播研究，践行道术兼修理念

       在进入传播学领域后，毕教授笔耕不辍。在最初阶段，他主要关注国际传播、政治传播、公共外交这些传统领域。在赴爱尔兰学习之前，他将部分文章收录进个人文集《用信息颠覆世界》，并在香港公开出版，以此作为学术小结。数年之后，因其出色的专业评论，他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2010年美国出版与图书销售俱乐部Books LLC重点推介了毕教授。台湾有若干国安专家在文章中介绍过毕教授对公共外交等方面的研究成果。

       在爱尔兰学习期间，毕教授的兴趣转向了较为前沿的战略传播，之后他连续发表了十余篇相关文章，成为中国大陆发表战略传播文章最多的学者。他还和友人合作出版了专著《战略传播纲要》。在中国大陆，毕教授团队在战略传播方面的开拓性研究有目共睹。在中国台湾，毕教授的贡献再次引起国安专家的关注。台湾《陆军学术》、《国防安全双周报》等刊物以及国防大学、政治大学的若干硕士毕业论文都介绍过毕教授的相关成果。莫斯科国立大学政治学教授帕申采夫 E.H.在俄罗斯《公共行政》上发表的论文中指，“2011年秋季出版的中国首部战略传播中文专著《战略传播纲要》应被视为中国战略传播概念发展的重要事件。”

       最难能可贵的是，毕教授在钻研战略传播十余年后，最终超越了民族国家的高度，适时对战略传播进行了反省和批判：战略传播不仅可用于捍卫国家利益、用于强国对竞争者的压制，还可用于促进人类相互理解及世界和平。这是全球战略传播研究的重要分水岭，也是毕教授近些年研修国际冲突与和平的一项成果。

坚定的呼吁：尊重传播学规律

       在海南大学工作期间，毕教授常年担任《传播学概论》的课程教授，众多学子因此而受益。在参加的无数学术会议和培训讲座中，他经常结合现实，不厌其烦地介绍传播学的基本原理及其运用。在他的学术论文与专业评论中，他时常强调效果导向是任何传播作业的最高原则。为实现预期效果，就需要尊重传播学规律和专业人才，全面理解传播生态与目标对象。鉴于中国的国情，2013年6月，他在一个全国性学术会议上提出了传播实践中政治正确与技术正确的关系问题，此后他又多次阐述二者的关系。

       在不同场合，毕研韬教授反复引用国家与城市品牌专家西蒙•安浩的研究成果：国家和地区形象的建构，80%靠创造性工作，15%靠系统性间协作，（传统意义上的）传播的贡献率只有5%。在最新发表的文章，毕教授团队再次明确提出，“物质决定意识，只有进一步提升自贸港与大湾区人民的发展水平，这两个重大区域发展战略才能展示对人类的吸引力，海南自贸港和粤港澳大湾区的国际传播才有说服力。”

       关于信息与舆论治理，毕教授曾经指出，在特定时区空间内，信息流量过小或过大，都会影响该地区的稳定与发展。鉴于权力与资本对信息的肆意操纵，他提出了“有组织的信息操纵（OIM）”概念，呼吁社会成员努力提升自己的信息免疫力。他使用“信息消费结构”（information diet）概念来提醒世人增加信息接触的多元性，避免信息的单一性。为推动民族国家之间的价值观对话，他创造了“意识形态浓度”一词来指传播内容中意识形态渗透的程度。

       在中国学术界热烈讨论“提高国际传播效能”之际，毕教授提出了“传播学2.0”概念，强调符号的意义不取决于符号本身，而是取决于符号存在的语境。如果不能改善符号的语境，单纯扩大信息的供应量，往往于事无补，有时还会事与愿违。为此他多次介绍“不可沟通性”概念：在某些场景下，双方交流得越多，有时彼此的隔阂反而越大。毕教授认为，这其实就是美国和北约高度重视战略传播的原因。当年美国从民间借用战略传播概念，目的就是要改善美国利益、倡议、项目、计划的国际运行环境。

平民情怀+国际视野+责任意识

       根据心理学家库尔特•卢因（Kurt Lewin）的观点，一个人的行为（包含言与行）是其与环境交互作用的结果，用公式表示就是B=f(P,E)。成长于山东乡下，蒙受儒学熏陶，领略英语文化，两度赴欧留学，深研国际传播，推动人类进步，这一切塑造了毕教授的思想主线。深谙东西方文化，推动跨文明对话，这使他成长为一名不折不扣的“跨界沟通者”（boundary scanner）。让我担忧的是，这类跨界沟通者在某种历史氛围中可能会被双方误解、质疑，甚至攻击。学术争鸣本是健康的常态，但如掺杂特殊的因素，则会令世人警惕乃至寒心。

       现代传播学主张以告知和说服来达成社会共识，并基于此进行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从全球维度和历史维度看，毕教授及其“同道”的学术思想是与世界文明接轨的，也符合中国的现实需要和发展趋势。因此说，这类学者在中国的数量，以及他们的生存环境，反映出中国对相关思想的认同程度，因而可以被视为国际社会了解中国现状、预测中国未来的一个重要指标。我热切地希望中国能多一些毕教授这类“布道者”与“播火人”。我丝毫不怀疑，毕教授及其同行者、支持者都是在做功德，是爱国、爱民、爱人类、爱众生的大善之人。

       万佳葆系新加坡《今日亚洲》杂志社社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