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研韬：又是圣诞

毕研韬在英国

      平安夜里，我不由得想起在英国的“基督之旅”，也不能不为我的基督徒朋友们祈祷、祝福！

      初到英国，文化上的不适和精神上的孤寂如影随形，挥之不去。于是，教堂就成了不少留学生的好去处。在英国的中国留学生大都出于不同的动机去过教堂，从劝人向善的基督文化和和蔼可亲的基督徒那里感受到了莫大的心灵慰籍。

      幸运的是，笔者所就读的考文垂大学的对面就是英国著名的旅游景点考文垂大教堂（Coventry Cathedral）。作为英国最重要的工业城市之一，考文垂市在1940年几乎被德军夷为平地，考文垂大教堂也未能幸免。奇怪的是，战后人们重建大教堂时不但没有清除废墟，反而将在废墟旁边建造的新教堂与断壁残垣的废墟连为一体。这在废墟之上腾空而起的巍巍建筑就以雄辩的事实向芸芸众生昭示着重生的力量！

      在考文垂大学学习期间，笔者曾有幸数次进入考文垂大教堂，其中一次还是在大教堂开放日（Open Day）。大教堂的入口处有一提示牌，建议参观者捐助几英镑善款以资维护。平时大教堂内是禁止拍照和摄像的。开放日那天，笔者支付了几英镑后管理人员在我的外套上贴上了一个标签，表明笔者已获准拍照。毫不夸张地说，考文垂大教堂是一座价值连成的宗教艺术宝藏，在这里，圣经文化的博大精深让人叹为观止。

      Holy Trinity Church与考文垂大教堂相去不远，事实上二者常常共同举办各种活动。他们每个学期都举办一个为期十周（每周一次）的《圣经》学习班（Bible class），向世人介绍基督文化的ABC。笔者也虔诚地参加了其中一期的学习。他们还每周举办一次聚餐会，当然在就餐之前都会安排《圣经》学习和祈祷。聚餐结束后，出席者可在自愿基础上捐助善款。捐款是由捐助者自己放入一个无人照看的篮子内，没有人计较你捐多少，也没有人在意你是否捐了。

      大教堂的最高主管是名律师，我们曾数次交谈。笔者发现，他对中国很多方面的认识和了解是片面甚至是不准确的。为大教堂工作的Sam和Jean是对和蔼可亲的夫妇，对我们十分友好，曾几次邀请我们部分中国留学生到其家中聚餐，帮助我们深入了解普通英国人的家庭文化。在我们离开英国前，他们夫妇还为我们举办了告别聚会。一对可敬的老人！

      在考文垂期间，我也去过该市其他基督教堂，渐渐地了解到基督教原来也有不同的教派。Methodist Hall是华人集中的教堂，传道苏益盛（Pastor Edward Soo）是华人，他们平时讲粤语，有时配英文翻译。Peter’s Church（彼德教堂）与我所居住的Singer Hall相毗邻，我曾去观看一次宗教演出，他们以话剧和说唱音乐等形式传播福音，演出在全场互动的热烈气氛中进行，这和其他教堂肃穆呆板的说教大相径庭。Baptist Church位于由住处去学校的途中，是所十分正规的教堂。为其工作的Peter and Janet Cordle夫妇都是虔诚的基督徒，曾多次邀请我到其家中聚餐，他们那种为教区兄弟姐妹无私奉献的精神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该教堂不仅开办免费的Sunday School，还常常为青年教徒组织体育和娱乐活动。

      （自我2003年11月回国，Peter and Janet Cordle夫妇每年都会在圣诞前夕发来邮件，内附一张注明每位家庭成员名字的照片。除了节日的问候，还会简要介绍家庭成员的成绩与变化。二十余年持之以恒，我为之感动，曾数次在微博公开鸣谢。2024年7月12日，补记于海口）

      笔者曾与部分中国留学生多次讨论英国的宗教问题，我们都深深体会到，大学附近的教堂对丰富留学生的情感生活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它能让远离家乡的学子们感受到无私的关爱。可以说，这些教堂在培养和提升留学生对异域生活的好感度方面做出了极其重要贡献。从这个角度讲，大学附近的教堂对留学生教育是个不容忽视的支持因素，理应得到政府和学校的肯定。

      在英国期间我还注意到，并非所有的基督徒都提倡去教堂祈祷。有一个叫Kingdom’s Hall（王国聚会所）的基督教派就反对教徒去教堂集会。与一般基督徒不同的是，他们每周都会到某位教徒家中集体祈祷。考文垂市的John是位对《圣经》有着深入研究的教徒，他每周四都开着一辆老爷车来我的住处讲解《圣经》，坚持不懈，令人佩服。

      在英国，还有一个片面强调耶稣法力的基督教派。他们会在大街上拦住有残疾的人，声言为其治病。他们口中念念有词，好似巫师在作法。我曾向一位我尊敬的基督徒了解有关情况，获悉他们不为大多数基督徒所接受，可以说是基督徒中的异教类。但从总体上看，各种基督教派都能和平共处。

      在英国期间，我试图从传播学的角度探讨基督文化传播的模式、意义和效果。为此，笔者结交了部分德才兼备的基督徒朋友，也曾长期“暴露”在基督文化中，但直到今天，笔者仍然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无神论者。与此同时，笔者也发现，虽然有不少中国留学生常去教堂，但笔者并没有听说有人因此而接受“洗礼”。为什么长期、反复的信息接触却无法有效改变受众的态度和情感呢？究竟是什么因素影响了宗教传播的效果？笔者至今也没有一个满意的结论。

2004年平安夜，海口。

毕研韬现为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教授。